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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3当治上田粮产丰(1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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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”,户口的多寡与古时国家的贫富有直接关系,与当下徐州能否兵强食足也一样有着直接的关系,所以荀贞对增加户口一事非常地重视。

和荀彧讨论定下增加户口的几个办法之后,荀贞观阅有关田亩的簿籍。

民为国本,田为民本。

没有足够多的田亩数量和粮食产量,首先百姓不能富裕,其次也养不起兵。

本朝以来,田亩的总开垦数目到现在为止约有七千万顷上下。徐州地区不算天下的头等大州,和内地比不了,但较之前汉,农业方面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,太平时,州中亦有良田数目颇广,只是现下战乱,民户既少,被用来耕种的田地自也就少了。

因为铁制农具、牛耕等的广泛使用,以及代田法的普及和区田法的推行,汉家亩产的粮食量与先秦时期相比,有了很大的提高,如今一亩上田年可产粮四石,中田亦有三石。

荀贞览阅簿籍,州府统计出来的去年徐州全年的粮食产量总共不到二亿石,汉制田税三十税一,去年一年全州田税收入的总数不到五百万石,较之太平时,已少了很多。

因为州刺史只有监督州部郡县长吏之权,而无军政之权,所以郡国收到的粮、钱等赋税原本是不需要递解到州的,原先的徐州也是如此。直到陶谦掌徐州后,前期因要与黄巾作战,需得有钱粮整建部队,州府从而才逐渐地掌握住了州内部分郡县的粮钱收入,但在陶谦时期,他并没有能把州部内所有的郡国钱粮都收纳入手,仍有一些郡县脱离在外,未被掌控。

比如荀贞在广陵任太守时,陶谦曾多次问广陵要粮钱,荀贞大多数时都没给他,又比如彭城薛礼也是一样,有时给州里些,有时则不给,再比如琅琊国,粮钱收获悉入泰山军兵营,州府亦不能得。阴德为何要攻泰山兵?其中一个主要的缘故便正是因他堂堂一个国相,却管不了郡中的钱粮财权。陶谦遣笮融去下邳当国相,又叫他督下邳、广陵、彭城三郡钱粮,实也是无奈之举,不派个自己人去,钱粮就收不上来。

当然,和陶谦那时相比,现在州里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:至少东海、下邳、广陵三郡的钱粮收纳没有半点问题,虽然琅琊、彭城仍还没有直管,但在把臧霸从琅琊调出,用荀成入镇琅琊,再又任了陈登为琅琊相后,尽管泰山兵的日常供需现还是由琅琊出,可州府却也不是半粒粮、一文钱都收不到了,至於彭城,荀贞已经在军事上完成了部署,对彭城形成了压制和震慑,接下来,便要在钱粮征收这一块儿上对彭城下手了。

总之,单就目前来说,去年全州的四百多万石田税收入,能被州府掌握到的有五分之三多,但这五分之三的田税,并不是全部都能被州府得到。

首先,各县要自留一部分。

一个是用来给县属吏发月俸。

县属吏皆是由县长吏自辟,故而月俸不由朝廷出,而是由县中出,——郡亦如此。这也是为什么时人“视郡为国”的一个缘故,辟由郡县,俸之发放也由郡县,怎不视郡守为郡君?

前汉时的官吏月俸以钱为主,本朝明帝前,因国家初建,战乱的影响未消,谷贵钱贱,官吏的月俸以谷为主,明帝后至今则是钱谷各半,一半给钱,一半给谷,比如百石吏,每月得钱八百,米四石八斗,——这个“四石八斗”不是粗粮,而是脱壳去皮后的精粮,亦即一个百石吏每年需要发给月俸精粮五十七石多,通常一个县寺,从功曹、主簿到最低级的书佐等,包括乡级吏员,多则近八百人,如洛阳县编制内的员吏共七百九十六人,少亦有一二百人,其中固非皆百石及以上,可总的加在一起,每月的月俸开支也是不小。

月俸开支是一部分支出,再一个是“月食”,也即凡县寺“有秩”以上的吏员都可以在县寺的县厨里无偿吃饭。“有秩”即有一定的品秩之意,任命至少要经过郡府,有印绶。荀贞早前在西乡当蔷夫时做的就是“有秩蔷夫”,比小乡不称“有秩”,只称“蔷夫”的要高级。

五日一休沐,除休沐日外,县吏的工作、休息多在县寺里,县中得管饭,这笔开支肯定不能和月俸的开支比,但徐州共计六十余县,一年下来,用粮也是不少。

月俸、月食,都是用在吏员身上的开支,其次,还有邮传开支。

邮传费用的开支很大,邮传建筑如有破损,需要修缮,这是有关钱的,且不说,只说和粮食有关的:过往吏员、军情传递,凡住宿於邮传中的,邮传都需按对方的品级给予不同标准的伙食供应,低级点的官吏,每食三升米,高级官吏不但供米,还有肉,甚而酒,此外,还需供应马料,马料通常是粟米,同时,不单是供应来往吏员的马匹食料,很多邮传自养的也有马,按照规定,一匹马日供食料为一斗粟,一斗菽,按一匹马算,一月便是粟、菽各三石。

给官吏、马匹供应的食物、食料也都是精粮。

月俸、邮传费用之外,还有赈济、抚恤的开支。

荀贞和荀彧在适才讨论增加户口的办法时,其中一条是让流民还乡,郡县可贷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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