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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众议讨董能行否首事当连薛彭城(1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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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响应袁绍、起兵讨董之事,戏志才诸人各有见解。

讨董是件大事。

不但关系到荀贞本人,也关系到他这个政治小集团的整体利益,因而,除了戏志才,荀攸、许仲、荀成、辛瑷、程嘉、姚昇,包括刘备等人也都被荀贞召来了。

戏志才等人作为荀贞的亲信,他们是知道的,荀贞一直有讨董之意,当日在洛阳时,荀贞就是“主战派”,或称之“强硬派”,就曾多次建议袁绍应当立即起兵讨董,但当时“在洛阳起兵讨董”和现下“由州郡起兵讨董”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

用姚昇的话说:“今之形势较之当日,已大不同矣!”

“有何大不同?”

“明公这是在明知故问了。”

荀贞确是在明知故问,但讨董是件大事,他和姚昇知道如今的形势已和当日不同,荀攸、戏志才等也能看出来,可许仲、刘备等接触政治少的可能却还不知,所以他需要姚昇把这个“大不同”说出来,以使在座诸人皆心中有数,他笑道:“何来明知故问?叔潜,你就直言吧。”

“明公既固问之,我就说一说我的陋见吧。以我之见,现今与当日形势的不同有二。”

“第一是什么?”

“当日董卓初入京,麾下兵卒不多,而刚才听明公讲现今的洛阳形势,董卓却是已经一揽兵权,故执金吾丁原部、故大将军部、故车骑将军部,加上部分北军、西园的将校兵士,以及董卓已然入京的本部主力,粗略计之,恐不在十万众之下,这十万众可不是黄巾,而是甲械精良,并且大多是经过战阵的精卒,又据洛阳之雄城,环有八关之隘险,这和当日董卓初入京时兵微将寡、立足未稳、易於取之的形势相比,已是天翻地覆之变,讨之将大不易也。”

“其二呢?”

“董卓初入京时,不过一‘并州牧’,现今却已是朝堂‘司空’,独擅朝权、操纵汉家,纵其欲行废立之事,也是朝廷之事、汉家之事,该是由朝中诸公决之。当日董卓初入京时,袁本初以司隶校尉之尊、以袁氏之贵而不敢击之,现在他挂印北遁,一介白身矣,却又打算起兵讨董,这是什么?这是逆犯朝纲!冀州牧韩馥是袁家的故吏,纵便是有他的支持、响应,这也是‘以州郡而犯神京’!名不正、言不顺,以我愚见,天下郡国虽众、袁氏虽贵,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,即使再有明公、有张孟卓、有曹孟德诸人相助,此事亦难成也。”

姚昇的这两个“大不同”分别是从军事、政治这两个角度分析的。

军事这方面,西园八校尉部是刚组建不久的新军,战斗力可能不强,北军荒於武事,战斗力本来也不强,但到底前几年跟着皇甫嵩、朱俊、卢植击讨过黄巾,却也是经历过大规模的战阵了,战斗力有了提升,更就别说董卓的本部和丁原的并州兵,这两支人马都是善战精卒。

就如姚昇的分析,董卓现掌控的军队大约十万上下,这十万步骑中有七八万都是经历过战阵的敢战老卒,绝对是一支雄厚的军事力量,再加上有八关之固、有地利之便,击之确实不易。

政治这方面,董卓初入京时,是并州牧,是个外臣,现在他是司空,已是中央朝廷的三公之一,司空“掌水土事,凡郊祀之事,掌扫除乐器,凡国有大造大疑、谏争,与太尉同”,换言之,董卓已有了名正言顺的议论朝政之权,他现在想废立天子,即使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,可归根结底,这件事却也是在“行政的程序”中的。

就像姚昇说的,不管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,只从表面来看,这毕竟是“朝廷之事、汉家之事”,是“该由朝中诸公决之”的,你袁绍不答应,你挂了印,你连司隶校尉都不是了,你现在只是一介白身,却要跑去冀州搞起兵讨董,这不是“逆犯朝纲”是什么?

所以他推断:“天下郡国虽众、袁氏虽贵,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”。

一方面是董卓兵强将勇、占地利之便,一方面是袁绍“理亏”,响应他的地方郡国可能会不多,那么讨董这事儿显然是难成的。

荀贞点了点头,心道:“姚叔潜的话倒是没错。”

他从后世穿越来的,知道讨董的经过,所以虽然现在还没开始起兵讨董,却也知道姚昇的分析、判断是完全正确的。

首先,在原本的历史上,促成讨董这件事的固是袁绍等人,可真正起到讨董的关键推动作用的却是桥瑁,要非是桥瑁的“诈作三公移书,传驿州郡,说董卓罪恶,天子危逼,企望义兵,以释国难”,没有他“诈以三公为名,呼吁州郡起兵”,拿出“三公”来做“讨董”的政治号召,袁绍再能耐,讨董这事儿也不一定能做起来。

其次,即便是有了桥瑁的“诈作三公移书”,响应袁绍起兵的那些州郡长吏们也不多,只有十来人,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和袁绍关系紧密的人,袁绍、袁术、袁遗三人不说,都是袁家子弟,韩馥是被迫的,其余的那几个如孔伷、桥瑁、刘岱、王匡、张邈、张超、鲍信、曹操等,则要么本就是袁党中坚、要么是一向和袁绍交情极佳、又要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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